周恩来多次强调：要划一个大的圈子，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、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。他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，不仅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，而且还团结了那些曾经有过“宿怨”、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人，从而真正做到了团结多数。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得力干才张冲的交往，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
    张冲在30年代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（“中统”前身）的总干事。在他的主谋下，上海《申报》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了所谓的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》（“伍豪”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），诬陷周恩来，企图借此蛊惑人心，制造混乱，瓦解中共组织。

   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主谈者开始与中共谈判，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。就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来说，既有公仇又有私怨。但面对民族危亡，周恩来捐弃前嫌，不咎既往，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并进而通过张冲这个“桥梁”团结国民党与中共一道抗日。正如周恩来所说：“先生与我，并非无党见者，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，非私见私利可比，故无事不可谈通，无问题不可解决。先生与我，各以此自信，亦以此互信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正是本着这个原则，与张冲朝夕相处，共同谈论的主题都是团结抗日。周恩来说：“我识淮南（张冲）甚晚，西安事变后，始相往来，然自相识之日始，直至临终前四日，我与淮南往来何止二三百次，有时一日两三见，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，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。坚持国策，至死不移，”“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，且隶属两党，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，然由公谊而增友谊，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，绝未以一时恶化，疏其关系，更未以勤于往还，丧及党格。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，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。”每当遇到向题发生争执时。双方都能以“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，敌人所欲不为者我为之”的准则互相勉励，互相提醒，进而增进了信任，加强了友谊，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   1937年5月下旬，张冲随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，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。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，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，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，使得久居都市、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。毛泽东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，阐述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。中共领袖情真意切，光明磊落，使张冲深受教益。周恩来豁达大度，不记个人恩怨的博大胸怀，更使张冲十分感佩。事后，他悄悄告诉好友：“中国不会亡，民族大有希望，人民大有希望，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。”这说明，张冲的立场、世界观、思想感情、政治倾向与国民党顽固派已经有了明显差异。

    此后，张冲为团结国共两党抗日做了不懈的努力。他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，定时联络，沟通信息。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，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。在重庆，几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，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，张冲都代为转达和安排，并从中周旋。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，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：“喂！我是淮南，你是恩来吗？”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。一次，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“民众”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，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，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。1939年，张冲还大力协助周恩来到安徽、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并顺利返回延安。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发生，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，张冲极力弥合这种裂痕，但不幸于1941年8月病逝。周恩来写了“安危谁与共？风雨忆同舟”的挽联，并参加了追悼会，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，对张冲这样一位爱国志士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来源：首都统一战线